一个社会就跟一个人一样，有梦想、有现实。梦想和现实结合了、统一了，上下一心、群情振奋，喝凉水都长肉；要是两者分裂了，现实不上天，梦想不落地，那老百姓可就遭殃了。

由文革的大熔炉里磨练出来的人，都不大喜欢大道理，有教训也是警觉。
改革开放要起步的当初，千阻万难的推出一句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如此激动人心？就因它有一种挑战放之四海而皆准大道理的勇气和真切。
想想看，连此前光芒万丈的马克思主义都要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事情也要摸着石子过河，所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设，多少就显现出虚妄的内里。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不落地，也不能落地；因为它是教条，而且是绝对、片面的教条。
当个口号用也不管；文革里，口号也是“真理”。

中国思想传统复杂，它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一环一环勾着。有时候大道理不对小道理对，有时又是小道理不对大道理对，横竖都有理，否定它就难。
你像以德治国，大道理很对，假如人人都能自觉自律，皆散发出一种德性光辉，我们就能是个礼仪之邦。可实际上呢，口号越发响亮，公德私德却每况愈下，反倒削弱了依法治国的刚性原则。一讲德便有众口铄金，舆论上铺天盖地，搞道德绑架，法院的判罚都会因此扭曲。
此类事情司空见惯，无需举例。

古代就头疼这个事。
道貌岸然和男盗女娼显现出表里不一的伪饰性，台上台下、人前人后迥然相异。
怎么办？
真没办法；啐人吐沫、戳人脊梁骨，是唯一能够显示道德力量的手段了。

现在头疼另一种情形，道德素质整体上并没有高大上，却偏要大兴道德绑架之道，拿绑架的标准想抹黑谁、搞臭谁，轻而易举。
结果就成了一桩生意，抹黑、搞臭各自明码标价。

细细看，“德治”虽说形成了重视道义的价值评价标准，而且具有强烈的行为指导性，但只在“应该怎么样”上做文章，强调自觉自律，过于相信吐吐沫、戳人脊梁骨的力量；却欠缺了你“如何怎么样”的规范细则。

而且，它还和法制打架。
比如师道尊严是德治表征，但它只讲师尊的片面，忽略了对学生人格的尊重。你在课上对学生冷嘲热讽，就师尊而言十分平常，但却违法了，证据齐全告你毫无问题。
比如动辄就要表现出啐人吐沫、戳人脊梁骨的道德力量，实则已经侵犯别人的人格权、隐私权。

翻翻史书看。
春秋后期到战国时百家齐放，都在不遗余力的争主流，其中儒家和法家争抢最凶。
这两个原本可以互补的学说，最后变成了道统与法统的对立。
那时候儒家还没有被独尊，只是和法家等学说并存的一种显学。
就王道、霸道的实践而言，它显然败给了法家，最终是猛兽般的强秦一统了天下，也间接的展示了倚赖于法家理论治国的非儒者的胜利。

但这种胜利非常短命，强秦的迅速覆灭使得法家的光圈顿然消退，并以苛政的恶名和那个朝代的代表人物一起在史书里臭名昭著。

历史上有很多论述强秦短命的见解，“苛政猛于虎”是定论之一。所以西汉初期黄老之学大兴，无为而治的宽厚政治成为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保障。后来被吹乎得神乎其神的“文景之治”，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政治治理：统治者节俭、宽厚，善待老百姓，不瞎折腾。
统治者的壮志雄心和现实制约捆绑在一起。
文景之治积累的社会财富与勃勃生机，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挥霍一空，西汉从他开始走下坡路。

非常有意思的是，历朝历代都有法家无形的手在推举苛政，同时又以儒家学说的全民教育来粉饰。
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圆满，实际上问题很大。道义的价值评价标准与法规的标准在本质上是很不相同的，一个依赖于群体的软性力量使每个个体自觉遵从，另一个则以明确的惩戒强行使人遵从。
中国几千年历史，道义与法规一直冲突很大，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权威性上。
往往是道义凌驾于法规之上。
比如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无法接受律师为我们看来非常不道义的嫌疑人做无罪辩护，道义至上使得法规的严肃与权威性大为折损，折损到我们有道义传统，却无法治传统。
道德绑架的根子就在道义传统上。

西方法制传统说“游戏规则”跟我们有截然不同的意味，它有必须按规则玩游戏的意思，规则至上，游戏服从规则；而我们讲“游戏规则”则是游戏至上，规则服从游戏。而且在国人眼里，拿捏规则的分寸、尺度和火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个讲究，规则叫我们摆弄得非常有弹性，游戏也因此才格外有意思。
厚黑学、潜规则都是讲游戏至上，规则服从游戏的大小窍门的。

我时常有奇想，倘若强秦没有成为暴秦，法术不仅仅是一套统治手段，在历史过程中缓慢然而坚定的逐步演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制，中国的历史文化面貌会不会有大的改变呢？

还要举新加坡的例子，它是个华人文化传统氛围十分浓郁的国家，在社会治理上采用的也有当年秦朝实施的苛政，对随地吐痰、制假售假等现象都采取的是重罚手段，打击力度甚至招致西方法学家非议。
我并不认为鞭刑不是反人类的刑罚，能够让人接受的是它的设立，不是为维系统治而推举的“苛政”，是出重拳保护了这个城市国家的文明、洁净与诚信。

“苛政”彰显的却是大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