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的开车礼让行人迅速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竟有好些个因要礼让，突然刹车而追尾的事情。
有人在那里赞颂。
其实你我都心知肚明，这是交规罚单罚出来的文明。
说出来也没有啥不好意思的。
遇到没有礼让摄像头的路口，有些车还是管你行人过不过马路的横跑。
礼让的习惯还没有牢固的形成。
那才是文明素质的真正提高。
去过新加坡的都觉得这个城市国家虽小却极干净，文明素质也高。
其实它就是罚出来的文明典型。
它的严峻刑罚在世界上少有匹敌，连乱扔废弃物，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冲公共厕所也要被重罚好几千块钱，同时面临着要被起诉。
音乐大咖喜多郎因为留着长发(新加坡头发遮住耳朵是违法的)，也被拒绝入境，被迫取消了已经准备多时的专场音乐会。
新加坡竟然在法律上保留了鞭打行刑这样的古老惩戒方式。
使用的是皮鞭，一鞭下去，皮肉绽开，疼痛难忍。打完一鞭后，医生便进行检查，一旦发现受刑者不能承受下一鞭了，便停下来，过3个月再继续打。打鞭时，有各家报纸记者拍照，次日上报。
在新加坡，每年都有千余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至少40种罪名是强制刑，必判鞭刑，不能减免。
至今适用鞭刑罪行的名单还在加长，其中既包括强奸、抢劫、贩毒等重罪，也包括较轻的罪行。如非法拥有武器(长刀、匕首等都算)、涂鸦(包括在墙上喷涂油漆或者屡次在墙上张贴小广告、海报)。
鞭刑不仅是一种刑罚，更是一种耻辱记录，类似中国古代在囚犯的脸上、额头上刺字。姑娘择偶，先得掀开男方衣服，验过有无鞭痕。倘有鞭痕，断无婚配的道理。
有些交通肇事罪在第三次重犯后也可判处鞭刑。
有时就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借鉴一下。
中国人不大讲究规则的随意性，在讲求文明的当今世界太令人瞩目。
自己家里随随便便也就算了，他还跑国外大庭广众之下抽烟，旁若无人的喧哗，宾馆大堂躺地下耍泼，国外公共场地大跳广场舞，见着野鸭打一只回来吃等等，你可以罗列许多。
仔细想想，这传统算是由来已久了，久到警察把他拷走，他还莫名其妙。
中国历史上有个法家学派，盛极一时，也成就了一个治理样式影响至今的朝代——秦，其中制定与强力执行规则，成为了秦朝强大的基础。
但秦的名声很坏，后人多称其为“暴秦”，这和法家学派的治理方式干连很大，硬来硬的搞。
法家的子孙作了官吏的，也多被人骂为“酷吏”，刑讯逼供是常事。
其实执行规则的，也毫无规则感。
有历史阅历的人会发现，中国人不讲究规则也是有原因的。有个词叫“法治”，从秦朝以来，它很明白的告诉你，法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表面上看，它有治国的意思，其实内里的本质就是治人的；法是手段，治是目的。
治人的东西谁会喜欢呢？
“刑不上大夫”是最能体现“法治”实质的一条。
何止是“大夫”呢？历朝历代，“大夫”的上司与亲密部下，七大姑八大姨，狐朋狗党，乃至于老乡同窗，好多都不在“法治”之列，这样的规则，你让我们如何讲究得起来呢？
所以我们坚持不懈的吵吵多少年，倡导“法治”，反对“人治”，但老百姓还是不相信你能够改变“刑不上大夫”或“治人不治己”那一套，最终还是选择不搭理。尽管把“法治”改作“法制”，小心翼翼的把“以法治国”变成“依法治国”，老百姓还是觉得那是绕眼子、哄憨子的，脱不开把法作为手段的干系，实不足信。
奇妙得很，中国人不大讲究规则，却极为讲究习俗、礼数，习俗、礼数算不算规则呢？我说也算也不算。说算，是因为习俗、礼数确实有着一定的规定性，是很有讲究的，你做了中国人，就不能免俗，更不能失礼；说不算，习俗、礼数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习俗、礼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尊、威权者你也不能免俗、失礼，违反了大众的口水能把你淹死。
而我们看到的太多的“规则”是你规定、执行，我得被管着，那是专治我的，而且是你治。
所以，历史上中国人不讲究规则是因为那规则目的就很坏，起点就不是保护老百姓的，只讲“治权”与效果，不讲民权、人权，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实施的基点都做不到，你让我们怎么信服？
好的规则一定是保护所有人的正当利益的，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共同契约，这个目的性应当很明确，而且能被老百姓深刻的感觉到；即便有异见，也是有反对权的。
规则的执行人和规则一样，一定是多数人都认可，并且被严格限定权限的。
就好象团队旅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听导游的，比听领导还顺当，因为我们知道，导游是来服务我们的；如果遇到黑心导游我们能够投诉，较真起来一定能砸烂他们的饭碗的。
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找律师，用打官司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人说是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打官司嫌丑。
我们深究下去，为什么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打官司嫌丑呢？就因为你那个法，老百姓没有深刻感觉到是在维护他的权益，一打官司就是你犯事了，要挨治了，那还不丢人？
不仅老百姓不信规则，过去的官吏又有几人真正懂法并且很信服呢？
古代最关键的治理角色是县官，他什么都管，税收、公检法以及民生大事，样样操心，俗称“父母官”。了解县官成长经历的人都知道，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经由科举考出来的书生，从考秀才开始，到中举任职，除了偶有的短期培训，几乎没有接触过法律条文，他们一是靠边干边学，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子过河；再不然就完全依赖衙门里的师爷、小吏这些个老油子。
过去衙门的师爷貌似县官的仆役似的，其实权力很大。你做了县太爷就得坐堂啊，你总不能抱着律书边看边断，或是凡事都当堂或干脆退堂问师爷吧，所以法律条文往往就被不专业的县太爷凭感觉给“人情世故化”了。
比如，按律令一般杀人就得偿命吧，但有理杀人的、弱者杀人的，甚至糟糠之妻杀陈世美或二奶、三奶的，只要县太爷同情心被触动，不仅有免死罪的，更有当庭释放的。有那么大操作空间的规则，延续了几千年，搞得大家都不讲究了。你看看触犯法律条文的，不是悔罪服罪，而是赶紧找人，找准了就真能成事。
公检法的这毛病，现在也还是顽症。杀人犯放出来，成为黑道大佬，还得闹得纷纷扬扬才最终被杀头。
一讲古代法治，很多人就喜欢提著名的狄人杰与包拯，我告诉你，狄人杰就是渲染一介书生，如何无师自通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局长或探长的，他恰好间接证明了其他大批的非狄人杰类的书呆子，判案、断案的荒谬性。包拯则更是说明了古代的法律是治不了王公权贵的，不但治不了，还能反过来把你拉下马。
黑脸包公算是个例外；但即便是包黑子也有个经典动作，每每惩治王公权贵要掀起风暴的时候，都要早早的把乌纱帽搁手上，意思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被你拉下马，我心甘情愿。
黑脸包公都这样，何况他人乎？所以自古而来那么多管事的，仅有几个包黑子明摆着做榜样，也不奇怪。
最具黑色幽默感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潜规则”这个东西，你要当官得怎么怎么样，你要当明星得怎么怎么样，甚至你要成为国足大名单上的人，也得怎么怎么样。规则经执行的人放到水底下一“潜”，就成了最无规则、乃至于反规则的东西。
所以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规则，但相信潜规则。
活生生的把规则给“潜”掉了，有意思不？
